对此，德沃金本人也有一定程度的清醒认识：作为我诠释性命题的一部分，我并未宣称，我们的政治实践完全落实了整全性。
他认为，实现以上目的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论证以最佳方式显示社会实践，"制定法应该以促进原则社群之目标的方式来解读,亦即它们应该被解读为，表达了制定它们的立法机构中最优势的一个融贯信念体系。[6]P78-89故而，运用三段论推理只能保证思维形式的有效性，却无法保证思维内容的真实与可靠。
[26]理由网络这一比喻，尽管有利于以一种融贯的方式联接各个理由，却并不能解决融贯性论证的循环问题，它毋宁是把融贯性论证中的循环问题给呈现出来了。由此可见，三段论的最初作用，并不在于从一个必然性前提出发，推理得出一个没有新意的结论，而在于检验前提中尚未确定的知识是否为真。传统逻辑学是以演绎逻辑或形式逻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而且对演绎逻辑的研究多是从语义和语形的角度进行，较少有人从语用学的角度将演绎逻辑置于实践推理领域予以研究。理由之间的这种网络式支持关系说明：第一，逻辑支持并不是充分证立：理由之间的或然关系也能促进融贯。任何一个资料都具有理论负担（theory-laden）性质，绝对稳定的科学基础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基础主义者宣称的所谓的基础信念--比如经验资料或公理--也并非是不可动摇的。
[2]P274内部证立要求司法决定应当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中推理得出，这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属于单调性逻辑范畴。如果实际的裁判过程能够被理性重构为如上所述的逻辑模式，那么，这一判断就是有效的[3]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载《法学》2005年第2期。
[19]《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6条第1款、第2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如此一来，不仅使司法改革的推行有法可依，也促进了司法改革实施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日本依法设立了由律师、学者、企业家等社会阶层组成的司法改革审议会(JSRC)。即不论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法院院长在行使权力时，都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和制约。
该领导小组的职责是：按照党中央部署，研究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向党中央提出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建议;组织经中央批准的司法改革意见的实施[5]。认为应当停止该项改革措施实施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高级人民法院。
四、结语 虽然司法改革是低风险的，触动它对整个政治格局不会引起震动，万一出现曲折也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27]。此外，多数国家还会按照法律规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司法改革。完善涉诉信访工作责任制，实行责任倒查制度。综观英、日、韩等国司法改革实践，其大多会由立法机关颁行关涉司法改革的法律甚至是修改宪法之后，再交由司法机关付诸实行。
纵观已颁布的《人民法院改革纲要》全文，其内容涉及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背景和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内容以及实施方略。建立涉诉信访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领导和负责人，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最高法院院长的担当。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颁发了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接受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决定》、《人民法院办理全国人大代表来信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试行)》等司法文件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
纵观历次司法改革，最高法院院长往往会借助颁布司法文件、召开全国性的司法改革工作会议、调研、全国法院系统法官轮训等方式强化司法改革工作中的个人色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积极行使立法权，制定相应的法律，不能不立法，更不能将此权力再委托其他国家机关行使[3]。
可见，在司法改革中，下级法院准备实施的司法改革措施要由最高法院审核批准。因此，含有人民法院的组织以及诉讼制度等改革内容的《人民法院改革纲要》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
上述对审判方式改革的规定，也从本质上违背了《宪法》第126条有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但直到1999年最高法院才第一次以颁布纲要的形式推行司法改革。不得不说，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司法改革措施是违法且冒进的。而且，《立法法》第8条也明确指出，人民法院的产生、组织、职权以及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委员长会议提出报告;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最高法院院长签署，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宪法委托的对象只是‘法律，而且只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即形式意义上的法律。
在该文中我们可以窥见其身为法律人的谨慎和改革者的无畏相互交错的矛盾心理。《宪法》第124条第3款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建立‘诉与‘访分离制度。尤其是2009年颁行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还规定了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基本要求[7]。
第二，设立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依法推行司法改革。[16]《宪法》第10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这使得最高法院院长在司法改革中的权力急遽扩张。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扩大调解主体范围，完善调解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法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这些机构主要负责征询社会各方面对司法改革的意见、协调各方面利益，并为司法改革提供立法建议。
例如，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11年1月4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2010年工作总结》上批示：司法改革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件大事，关系司法全局，关系法院工作科学发展，关系人民司法政治方向。根据1998年颁行的《人权法》(Human Rights Act 1998)、1999年颁行的《上议院法》(House of Lords Act 1999)以及2005年颁行的《宪政改革法》(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等法律，英国完成了剥离上议院司法权、废除大法官职位、设立最高法院等司法改革举措。
第34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法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第34条第1款、第2款、第3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完善涉诉信访工作信息反馈机制。而如此一般让最高法院院长去主导司法改革，会造成一地鸡毛、没完没了的恶果。
而全国人大代表也从未对最高法院的司法改革工作提出质询、批评或是建议、意见。但是，《人民法院组织法》(1986年)已明确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然而，这样另类的仅以口头或书面承诺为主的监督形式，更说明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最高法院院长的监督权被架空和虚置。第45条第1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法院，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规范人民法院的院长、庭长接访和走访、下访制度。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第2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补选人民法院院长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第29条规定：建立健全司法为民长效机制。
(三)《人民法院改革纲要》的内容僭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人民法院改革纲要》的内容僭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体现为对法律规定的立、改、废。但是，最高法院院长极少就司法改革的决策和实施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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